17代人为袁崇焕守墓370年。 袁崇焕（1584—1630），字元素

17代人为袁崇焕守墓370年。

袁崇焕（1584—1630），字元素，广东东莞人（一说为广西藤县人）。在明末动荡的时代，袁崇焕的人生充满了传奇与悲剧。

1626年，袁崇焕在宁远城与清军（后金）展开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。这次战役被称为宁远大捷，袁崇焕以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和坚韧的毅力，成功击退了努尔哈赤率领的清军，极大地振奋了明朝军民的士气。这次胜利不仅巩固了宁远的防线，也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。

袁崇焕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太久。由于在朝中得罪了权阉魏忠贤，他不得不辞官回乡。回到家乡，袁崇焕心中充满了失落和无奈，但他并未因此放弃对国家的关注。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，袁崇焕重新得以启用。这一回归让他再次焕发了斗志，并在崇祯二年（1629）成功击退皇太极，解了京师之围。这场战役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，京师的安危因他得以保全。

袁崇焕的命运再一次急转直下。魏忠贤余党对他的弹劾不断，他们以“擅杀岛帅（毛文龙）”、“与清廷议和”、“市米资敌”等罪名对他进行攻击。皇太极则趁机实施反间计，使明思宗朱由检对袁崇焕产生了深深的怀疑。

崇祯三年（1630）八月，袁崇焕在经历了重重磨难和误解后，被朱由检认为与后金有密约而遭凌迟处死。这个消息传到京师，震惊了整个朝野。袁崇焕的家人也未能幸免，被流徙三千里，家产尽数被抄没。

袁崇焕（1584—1630）这一位明末的民族英雄，虽然在生前遭遇了种种磨难，但在他死后，历史对他的评价逐渐得到了公正。根据史料记载，袁崇焕被处死后，埋葬在京城的广东义园之内，这里也就是今天的东城区袁崇焕祠。

早在康熙年间，这座广东义园就曾重加葺治。据《重修粤东旧义园记》碑文记载，康熙年间的修葺使得这座义园得以恢复。然而，义园在随后的年代中屡废屡兴。到同治癸亥秋1863年，这座义园再次进行了修复。那时，义园的堂东建有土神祠，堂后及东西各有七百多个冢，其中最显眼的是袁崇焕的墓，上立有由吴中丞荣光所题写的墓碑。

袁崇焕祠堂以及袁崇焕墓都已修葺一新。祠堂正房有五间前廊两端及室内墙壁上嵌有《重修明督师袁崇焕祠墓碑》等石刻，屋檐下悬挂着“明代先烈袁督师墓堂”匾额。祠堂后面的袁崇焕墓前，立有清道光十一年（1831年）由湖南巡抚吴荣光（他也是广东南海人）题写的“有明袁大将军之墓”石碑及石供桌。

乾隆四十九年平反后的袁崇焕墓，成了许多人缅怀这位民族英雄的地方。每年，都有不少人前来祭拜，追思这位为国尽忠却惨遭不幸的大将军。通过对袁崇焕墓的多次修缮，后人不仅保护了这位英雄的遗迹，也表达了对其忠诚爱国精神的崇敬与缅怀。

袁崇焕死后的命运充满了传奇色彩。据说在1630年，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后，其首级被高悬示众。然而，他的仆人佘氏连夜冒险将其首级盗出，葬于广东旧义园。从此，佘氏家族世代为袁崇焕守墓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2020年，整整390年。

1952年2月，北京市规划局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，袁督师庙和袁崇焕墓也在迁移之列。这时，著名文化人士叶恭绰、柳亚子、李济深、章士钊等联名上书毛泽东，呼吁保护袁崇焕墓。经过多方努力，北京市政府最终决定对袁崇焕墓进行全面修葺，使得这些历史古迹得以保存。

在袁崇焕墓祠院落的南面，有一间小房子，这里便是佘氏家族世代居住的地方。佘幼芝，作为佘氏家族的第17代守墓人，从小便在这里长大。她对袁崇焕墓的保护情结深入骨髓，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她为保护袁崇焕墓祠四处奔走，呼吁社会关注。

1984年，在佘幼芝的不懈努力下，袁崇焕墓祠被定为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这一保护措施无疑是对佘氏家族多年守墓辛劳的肯定。1990年，袁崇焕的墓碑重新立了起来，彰显了这位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。两年后，政府投资5万元对袁崇焕墓祠进行了修复，使得这一历史遗迹焕发新生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当时的北京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，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日益突出。佘幼芝意识到，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，袁崇焕墓祠可能会被现代化的进程所淹没。于是，她积极向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呼吁，争取资金和政策支持。

2002年11月29日，经过多次修缮和保护后的袁崇焕墓祠终于对外开放。这一天，佘幼芝站在重新修葺一新的墓祠前，感慨万千。她知道，这不仅仅是袁崇焕墓的开放，更是对袁崇焕精神的弘扬，对佘氏家族世代守护精神的肯定。

1952年的那场保护运动，标志着社会各界对袁崇焕历史地位的重新认识。叶恭绰、柳亚子等文化名人的联名上书，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深切关注和保护意识。这一事件不仅推动了袁崇焕墓的修葺，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

其实，早在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，乾隆皇帝就下诏为袁崇焕平反。这道诏书明确指出，袁崇焕虽然与清朝为敌，但他忠于所事，只因当时的明朝皇帝昏庸无能，才导致他惨死。乾隆皇帝的这一决定，不仅为袁崇焕正名，也为后人留下了一段感人的历史记忆。